顾名思义，《马桥词典》是一本词典，收录词条的词典，而有意思的是这其实是一部小说，韩少功的小说。开始知道这个人，是在课堂上，开始读这个人的作品，是《爸爸爸》，当时的感觉是莫名其妙。前段时间知道了这个构造好玩的小说，就找来看了。但是读过后才发现，这篇小说最大的意义并不在好玩的结构。相信韩少功选择了这样的样式并不是为了新鲜，而是因为词典的形式更能突出他想要表现的内容：人的语言。
        看过托马斯.刘易斯的书，他对语言的重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认为，人类活动中最神奇的就是语言，其神奇度不亚于群集社会性昆虫具有的远远高于个体的总和的智慧和适应力。一个生物学家都会对语言如此着迷，可见语言确是魅力十足。
        从这本书的后记和小说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韩少功对语言也怀有同样的感情。这样的重视不仅仅是对语言本身的关注，他重视的是人的语言。不可否认，没有什么能比接近一个人的语言更快地接近一个人，所以他对语言的关注也就是对人的关注。马桥的每一个人都活在这样的语言当中，活生生的，就像马桥的语言一样。语言就是很神奇，可以简单得不用思考，有时却又复杂得不可思考，扯得太远甚至还会摇身一变成哲学。
        百闻不如一见，摘一篇共赏，这个词条也许不是写得最好的，也不一定是我最喜欢的，但是让我开始懂得这篇的小说的一段文字：

                                                                     渠

    直到现在，我说到盐早或其他人的时候，都是用“他”。在马桥，与“他”近义的词还有“渠”。区别仅仅在于，“他”是远处的人，相当于那个他;“渠”是眼前的人，近处的人，相当于这个他。马桥人对于外来人说普通话“渠”与“他”不分,觉得不可思议委实可笑。
    他们还有些笑话：比如“他的爷渠的崽”，是描述人前卑下人后狂妄的可笑表现——在这个时候，“他”和“渠”虽是同指，但性质绝然二致，切切不能混同。
    古人也曾用“渠”指代人。《三国志》中有“女婿昨来，必是渠所窃”语。古人写诗也常用到这个词：“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蚊子咬铁牛，渠无下嘴处”……但从这些诗文里，基本上看不出“渠”的近指现义。我一直暗暗觉得，在语言中着意而顽固地区分他人的空间位置，可能纯属马桥人的多事，没有什么必要。
    至今为止，人们觉得完全够用的中文普通话，还有英文、法文、俄文等等，都不作这种区分。
    多少年后，我再到马桥，又听到了满耳的“渠”字，又见到了一个个面容熟悉或陌生的——渠。我没有见到作为“渠”的盐早。我想起当年他经常帮我挑柴，也曾屡屡被我们逗耍，比如常常乘他不备，偷了他的农药，拌了谷子去毒地老鼠，毒鸡鸭，或者干脆拿到供销社退钱换面粉吃，让他背了不少黑锅，挨村干部的骂。
    我特别记得他着急的样子，一脸涨红，额上青筋极为茂盛地暴出，见到谁都怒气冲冲，对我们更是恶狠狠地嗷嗷直叫，表示对我们涉嫌作案的怀疑。但这种恼怒，并不妨碍他后来还是为我们挑柴或担别的什么。只要我们见到他的肩空着，笑一笑，打个手势，他还是咕咕哝哝朝重物而去。
    我没有找到他。村里人说，龙家滩的什么人喊他去帮工了。至于他的家里，是不必去的，也是万万不能去的。他的婆娘醒得很，连饭都不会做，在田里薅禾，薅着薅着就一大屁股坐在泥巴里去了，就是这么个人。
    我还是去了，在人们嘻嘻窃笑之下走向了那张黑洞洞的门。我看见墙上挂着几个装种籽的葫芦，还有很多狰狞的干蛇皮，像五颜六色的壁毯。我看见主妇果然蓬头垢面，脑袋大，吃下去的饭都长了这只头似的，额头上亮着一处显眼花的疤花，不知是如何留下来的。她该笑的时候不笑，不该笑的时候突然哈哈大笑，老熟人似的亲热让我有点怪异。她端来一碗茶，莫说喝，就是看一眼，碗边上腻腻的一圈黑污也让我好恶心半天。有这样的主妇，家里的地肯定平不了，比外面的地还坎坷崎岖，行走时一不小心就可能扭伤脚踝。各种颜色的衣物，其实都成了一种颜色，一种糊糊涂涂的灰暗，乱糟糟地堆在床上。主妇突然从那里面拖出一件东西，吓了我一跳。那件东西居然有鼻子眼睛，是个娃崽。居然一直不哼一声，在刚才哈哈大笑下也不曾惊醒，任凭三两只苍蝇爬在他紧闭双眼的脸上。
    我差一点疑心他是个死婴——主妇只是拿来做做样子而已？
    我匆匆给了她二十块钱。
    这当然有些吝啬，也有些虚伪。我本来可以拿出三十块、四十块、五十块或者更多的钱，但我没有。打发二十块就够，是我没有明言的权衡和算计。二十块做什么呢？与其说是对盐早的同情，不如说是支付我的某种思念，赎回我的某种歉疚，买来心里的平静和满足，也买回自己的高尚感。我想到二十块钱就可以使自己迅速地哼起歌来，就可以使自己迅速地摆弄起照相机，就可以马上离开这个恶心的破房子然后逃入阳光和鸟语，实在很便宜。我想二十块钱就可以使自己今后的回忆充满诗情充满玫瑰色的光辉，实在很便宜。
    我原封不动地放下茶碗，走了。
    晚上，我住在乡政府的客房里。有人敲我的门，打开来，黑洞洞的外面没有人影，只有一根圆木直愣愣捅进房来。我终于看清了，随后进来了盐早，比以前更加瘦了，身上每一块骨节都很尖锐，整个身子是很多锐角的奇怪组合。尤其是一轮喉骨尖尖地挺出来，似乎眼看就要把颈脖割破。他笑的时候，嘴里红多白少，一张嘴就暴露出全部肥厚的牙龈。
    他的肩还没有闲着，竟把一筒圆木又背了这十多里路。
    他显然是追着来看我的。从他手势来看，他要把这筒木头送给我，回报我对他的同情和惦记。他家里也许找不出比这更值钱的东西。
    他还是不习惯说话，偶尔说出几个短短的音节，也有点含混不清。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对我的问话报以点头或摇头，使谈话得以进行。我后来知道，这还不是我们谈话的障碍，即便他不是一个牛哑哑，我们也找不到什么话题。除了敷衍一下天气和今年的收成，除了谢绝这一筒我根本没法带走的木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能点燃他的目光，才能使他比点头或摇头有更多的表示。他沉默着，使我越来越感到话的多余。我没话找话，说你今天到龙家滩去了，说我今天已经到过你家，说我今天还看见了复查和仲琪，如此等等。我用这些毫无意义的废话，把一块块沉默勉强连成谈话的样子。
    幸好客房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正在播一部老掉牙的武打片。我拿出兴致勃勃的样子，一次次把目光投向武士、小姐、老僧们的花拳绣腿，以示我的沉默情有可原。
    幸亏还有个挂着鼻涕的陌生娃崽几次推门进来，使我有些事情可做，问问他的名字，给他搬凳子，同他身后的一位妇人谈谈小孩的年龄，还有乡下计划生育。
     差不多半个钟头到了。也就是说，一次重逢和叙旧起码应该有的时间指标已经达到了，可以分手了。半个钟头不是十分钟，不是五分钟。半个钟头不算太仓促，不算太敷衍，有了它，我们的回忆中就有了朋友，不会显得太空洞和太冷漠。我总算忍住了盐早身上莫名的草腥味——某种新竹破开时冒出来的那种气味，到过了这艰难而漫长的时光，眼看就要成功。
    他起身告辞，在我的强烈要求下重新背上了那沉沉的木头，一个劲地冲我发出 “呵呵”的声音，像要呕吐。我相信他有很多话要说，但所有的话都有这种呕吐的味道。
    他出门了，眼角里突然闪耀出一滴泪。
    黑夜里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看见了那一颗泪珠。不管当时光线多么暗，那颗泪珠深深钉入了我的记忆，使我没法一次闭眼把它抹掉。那是一颗金色的亮点。我偷偷松下一口气的时候，我卸下了脸上僵硬笑容的时候，没法把它忘记。我毫无解脱之感。我没法在看着电视里的武打片时把它忘记。我没法在打来一盆热水洗脚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挤上长途汽车并且对前面一个大胖子大叫大喊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买报纸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打着雨伞去菜市场呼吸鱼腥气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两位知识界精英软磨硬缠压着我一道参与编写交通法规教材并且到公安局买通局长取得强制发行权的时候把它忘记。我没法在起床的时候忘记。
    黑夜里已经没有脚步声。
    我知道这颗泪珠只属于远方。远方的人，被时间与空间相隔，常常在记忆的滤洗下变得亲切、动人、美丽，成为我们梦魂牵绕的五彩幻影。一旦他们逼近，一旦他们成为眼前的“渠”，情况就很不一样了。他们很可能成为一种暗淡而乏味的陌生，被完全不同的经历，完全不同的兴趣和话语，密不透风坚不可破地层层包藏，与我无话可说——正像我可能也在他们目光里面目全非，与他们的记忆绝缘。
    我想找到的是他，但只能找到渠。我不能逃离渠，又没有办法忘记他。
    马桥语言明智地区分“他”与“渠”，指示了远在与近在的巨大区别，指示了事实与描述的巨大差别，局外事实与现场事实的巨大差别。我在那一个夜晚看得很清楚，在这两个词之间，在那位多个锐角的奇怪组合扛着木头一步 从“渠”跨入“他”的时候，亮着一颗无言的泪珠。